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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他與自己對峙,也把讀者架在了火上

來源:北京青年報 | 柏琳  2019年08月30日07:43

書信是一種無法定義的寫作。相對于虛構的小說,或非虛構的游記、傳記甚至特稿,書信天然攜帶一種更為誠實的基因——比小說更硬朗,比特稿更柔軟,它需要作者敞開心扉,又要求作者高度自覺。因為書信是一場有特定對象的傾訴,它首先需要真相,然后需要用敘述的控制力來喚醒真相帶來的啟示。

讀美國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隨筆集《下一次將是烈火》,我找到了一種久違的書信閱讀的振奮感。這本鮑德溫影響最為深遠的小書只由兩篇信件組成,第一篇《我的地牢在震動》是作家在美國黑奴解放運動100周年紀念時給侄子的公開信,第二篇《十字架之下》更像是某種自白,是“來自我腦海中某個區域的信”,當時正值阿拉巴馬州發動針對黑人的暴力事件,鮑德溫也因這篇隨筆而登上《時代》雜志的封面。

如坐針氈的文字

《下一次將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書名和內文都讓人如坐針氈,鮑德溫的語言密度和行文節奏,好像能把初次閱讀本書的人直接架在火盆上,試煉你的良心。即使你一遍遍讀它,那盆火也不會熄滅。剛剛去世的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這樣評價鮑德溫:“你令美國的英語變得真正誠實、真正具有世界性,你揭露了這種語言秘密,重新塑造它,使它變得真正現代、有表現力、充滿人性,……在你的手中,我們看到語言的本來面目,既非冷酷無情,也非鮮血淋漓,而是充滿生命力。”

鮑德溫的生命力來自他的語言。這位瘦瘦小小、長著“一雙青蛙眼”的其貌不揚的美國黑人,出生于紐約的哈萊姆區,童年坎坷,彼時正是美國黑人在政治和文化上覺醒、黑人“哈萊姆文藝復興”的20年代;他的青春期則迎來了經濟大蕭條和“二戰”,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標榜自己民主的美國,在國內卻奉行著愈演愈烈的種族隔離政策;等鮑德溫成長到能夠用文字思考種族歧視問題時,處于冷戰中的美國在政治上已經變得令人窒息,而黑人爭取民權的斗爭如燎原之火,從南方的非暴力抗議發展到北方黑人區的暴亂,激進的黑人組織開始主張黑人的權力,動蕩的20世紀60年代成為美國種族斗爭史上最為激烈的時代。同時,60年代是詹姆斯·鮑德溫自我重組的年代,他在轉折,在變化的現實中尋求答案,他需要理解變化,需要重新確認真實。60年代,也是《下一次將是烈火》誕生的年代。

鮑德溫的兩封書信從表面上看,一封寫給親人,一封寫給自己,實際上它們擁有共同的傾訴對象:美國黑人,美國白人,所有美國人,所有人,所有被現實生活中的歧視裹挾而在地獄里煎熬的人。他采用了毫不留情的方式:與自己對峙。

對于鮑德溫來說,直面困境是解決困境的唯一前提,這是他寫作中貫穿的真理。直面困境的核心難題就是直面自己,而人總能輕易就用各種幻象和謊言來包裹這個“自己”,但鮑德溫說,“人們不能在任何幻象中逃避,而附著在膚色之上的價值觀,無論何時何地從來都是一種幻覺。”

鮑德溫沒有幻覺,這個黑人男孩沒見過吸毒的生父,而繼父是個對生活充滿怨恨的牧師,全家在溫飽線上掙扎。為了照顧八個弟妹,鮑德溫失去了童年。當他從悲慘的家庭轉向動蕩的街區,迎接他的,是僅僅因為他的膚色就數次進出警察局地下室的屈辱,是稍不留神就要墮入的毒品、酒精和賣淫的魔窟。極度的危險面前,人的本能是尋找救命稻草,鮑德溫也需要讓自己振作的“把戲”。在《下一次將是烈火》中的第二篇《十字架之下》中,作家回憶了自己年輕時的信仰危機,把過去的自己拎出來,和現在的自己對峙。

閱讀這部分時,我緊繃著神經。深受亨利·詹姆斯影響的鮑德溫,對自我剖析的力度毫不遜色于前者,但“第一個詹姆斯”是呢喃式的自我折磨,“第二個詹姆斯”卻在大聲嚷嚷。這個小個子黑人的嗓門真是大,他的自白讓人煎熬。14歲成為少年牧師的鮑德溫頗有布道的天賦,他在講壇上被注入了狂亂的激情,但他坦言“那是我人生中最恐慌、也最不誠實的一段時間”,這也許是作家在自我覺醒之路上的首次逃避,他以為在十字架下就此可以躲開嚴苛的繼父,躲開當時想毀滅黑人的美國社會,但他還是沒能和耶穌達成協議。

把自己當成羔羊獻祭給上帝,并沒有讓鮑德溫的皮膚變白。他逐漸意識到那是白人的教堂,充斥著偽善、暴力和盲目,“教堂里根本沒有愛”。17歲那年他果斷離開了教堂,因為他選擇了誠實面對自我。那個“自我”在說,他有更迫切的事要去做,如果這“道”只能局限在一部分人的“救贖”,那么他不能成為傳道者。他預感自己要做一個作家,如果寫作可以消除白人和黑人的隔絕,消除一切人為設置的分層地獄中的煎熬,那么就去寫作。

鮑德溫曾在接受《巴黎評論》的采訪時,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很懂寫作技巧的作家,“我知道的就是你必須讓讀者看見它”,《下一次將是烈火》中的語言幾乎就是壓境而來,一句接一句,不給你游戲文辭的機會。大量的陳述句,洶涌的獨白分散在前后勾連的短句群里,卻沒有削弱獨白的力道,有些短句群甚至組成了長達十幾頁不中斷的段落。段落中止前,你甚至不能切割它。有人說,這幾乎就像是某種慷慨的布道——鮑德溫的這種才能在隨筆寫作和演講中確實感染了無數人——而我讀到了某種俄羅斯的基因:仿佛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令人招架不住的大段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小說里滔滔不絕的自我質問。

對“純粹藝術”的超越

據說鮑德溫寫小說時,語句簡潔有力,非常直接(我沒有讀過他的小說),如果是這樣,那么隨筆對于鮑德溫來說,可能有不同的使命。在訪談中,鮑德溫說,“在小說或者戲劇中,你是準備向他們展示”,但“作家在隨筆中的觀點通常是絕對清晰的。作家試圖讓讀者看到些什么,說服他們”,如果這是鮑德溫對隨筆寫作的闡述,那么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下一次將是烈火》中熊熊的“火焰”——兩封信件都是為了表達作家的期待——《我的地牢在震動》是對下一代美國黑人超越膚色狹隘定義的期望,《十字架之下》則在號召黑人和白人摒棄那道膚色的界限,承擔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

這部隨筆集承載著鮑德溫對社會現實清晰的熱望,它超出了“純粹藝術”的界限,也因如此,它會遭遇一個老生常談卻永遠重要的問題——藝術與現實的關系。與鮑德溫同時代的另一位重要的美國黑人作家拉爾夫·埃里森,對40年代開始興起的以理查德·賴特的《土生子》為代表的抗議文學多有質疑,也對60年代美國社會如火如荼的黑人文藝運動有所批評,他認為黑人作家沒有責任也沒有義務直接參與黑人大眾的解放斗爭。對此,鮑德溫的反應值得一提,事實上《下一次將是烈火》就是他轉變的起點。

在寫這本書前,鮑德溫經歷了人生中第二次“逃避”。1948年,美國種族歧視的社會氣氛逐漸令人窒息,他最好的朋友跳橋自殺,鮑德溫不堪忍受困境,帶著40美元和單程機票逃到巴黎。在法國的九年,他本可以重建生活,遠離痛苦的故土而從美國的仇恨中解脫,但自我對峙已經成為鮑德溫的本能,歐洲的生活讓他更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美國屬性,他再一次選擇不逃避,回美國直面危險。許多人警告他這么做的下場,但鮑德溫的回答是,“自我欺騙,不管是服務于多么渺小或者多么崇高的目標,都是沒有一個作家能承擔得起的巨大代價。(作家的)主題就是他自己,就是世界,這需要他調動每一寸氣力去努力地真實地打量自己、打量世界。”

1957年,鮑德溫回到美國,去南方黑奴祖先的土地訪問,在雜志上發表尖銳的批判文章,以作家的方式參與民權解放事業。《十字架之下》的另一重要內容正是鮑德溫和美國黑人穆斯林運動領袖產生的分歧。面對日益激進的黑人解放運動,此時的鮑德溫依然站在馬丁·路德·金一邊,認為非暴力的愛才能拯救白人的罪孽和黑人的苦難。《下一次將是烈火》是一個悲傷而仁慈的黑人作家在說,“我們必須帶著愛,去迫使我們的兄弟看清自己的面目,停止逃避現實,并開始改變它。”

逃避是不可能的

因為不逃避,鮑德溫無法把自己限定在“藝術家”的領地,良知迫使他深入民權解放運動的中心。從前他也站在埃里森一邊,批評黑人抗議文學中的暴力化和公式化的危險傾向,認為作家的任務就是探索規律,把觀察轉化為藝術。60年代接踵而至的可怕事件逼迫鮑德溫在痛苦中重新打量真相,反思用愛來實現變革的可能性。以《下一次將是烈火》為起點,此后鮑德溫的創作將越來越具備“抗議文學”的特點。但“抗議”和“文學”這兩個名詞在鮑德溫看來并非互斥的選項,他曾對《巴黎評論》說,“在我去過南方那么多地方,看到那些等待改變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之后,我已經沒有辦法坐在那里精耕細作自己的才華。我不可能只是去看看他們然后就走。”

可我們依然不能說《下一次將是烈火》是一場布道,雖然它的文字火熱,但鮑德溫并沒有犧牲藝術性。兩篇書信缺乏斬釘截鐵的語氣,它是退無可退的作家在困境面前自我辯證式的呼喊,他談論黑人的痛苦,并不美化他們;他談論白人的無知,并不憎恨他們;他警示所有的對立者拋棄相似的僵化思維。在這個意義上,這本隨筆集挺拔地超越了對單一困局的質問:所有的歧視——種族、民族、階級、宗教、性別——都是“為了否認我們終將死去的事實”,而我們要做的是“擁有改變的能力和愿望”,最終,直面自己的生活。

鮑德溫曾在60年代自比為布魯斯音樂歌手——這種整體涵蓋美國黑人音樂的藝術形式以其強節奏和韻律為聽者帶去直觀的感受,而這也是鮑德溫的寫作追求——不逃避的藝術,不逃避的自我。因為他早就明白這個道理,“逃避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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